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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江南农村典型标本:“无工不富”世代相传

2014年05月05日11:27 来源:半月谈

   

 

  说起“江村”,不少人会迅速联想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但是说到“开弦弓村”,很多人却不知道它就是费孝通笔下的“江村”。这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与那一“盛名”始终若即若离,当地的生活,也就像江村桥下的河水,按照自己的节奏平静地流淌着。

  游客虽然不太多,但这些年前来研究“江村”的人却络绎不绝,有青年学子,也有白发学者,甚至还有跨洋而来的外国友人。这次进村当天,记者就遇到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他追随费孝通的脚步对开弦弓村进行了32年的持续研究,来村里的次数比回广东老家还要多。

  我们不禁好奇——太湖边上这个普通的村庄,虽然与名著《江村经济》相连,但一直没有什么耀眼的发展业绩,它到底有什么看头,让专家学者如此流连忘返?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重访“江村”,与村民们漫谈家长里短。在今天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它仍然是江南农村的一个典型标本。

  无工不富是世代相传的“秘密”

  开弦弓村因为江水蜿蜒形似弦弓而得名,关于这个村子,让更多人印象深刻的是费孝通。而97岁的周亥金老人最深刻的“江村”记忆是关于“费先生”和“东洋人”。

  1929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丝厂。村里的女孩们平时做工农忙务农,成为开弦弓村首批离土不离乡的产业工人,他们将教与他们技术的费达生亲切地称作“费先生”。丰厚的收入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让村民们告别了仅靠鱼虾生存的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被“东洋人”终结了。村里赖以生存的丝厂被日本人拆走了设备,彻底停产了。周亥金说,厂子没了,大家一下子穷了。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及以后的著述中都反复论述过乡村工业的重要性。1982年,在费孝通四访江村的推动下,庙港公社选拔40名20岁左右的女工到盛泽镇国营新联制丝厂学习技术,周亥金17岁的孙女谈卫芳就是其中一员。

  “我们是开弦弓的第一批农民工。”谈卫芳说,那时是国营经济繁荣的时代,城乡之间从收入水平到生产水平差距都很大。“当时在国营厂里留下来,简直想都不敢想。”作为技术骨干,谈卫芳成为那一批女工中唯一被特批留下来的。

  虽然从村里到厂里坐船换车需要小半天的时间,但谈卫芳感觉城里和乡下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因为她像城里人一样上了班,有了工资。用10年时间她学完20道缫丝,再用10年从值班长做到厂长,国企改制后谈卫芳与人合伙把厂子承包下来,做了股东。

  “没有新联厂,我可能走不出开弦弓,也不会有今天的生活。”谈卫芳说,无工不富已经成为开弦弓人的一种共识。现在谈卫芳把女儿送到日本留学学习动漫,未来打算将动漫应用到花色创新上,她觉得这是在追赶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那些无限延伸的“乡脚”

  在开弦弓村的市场里逛逛,很容易发现这里的蔬菜、鱼虾都比外面贵。原村干部姚富坤告诉我们,现在老百姓需要大采购都会到镇上去,因为村里养鱼种菜的已经很少了,食品和用品大部分都要从外面运来。

  “不要小看这个细节,这是城镇化过程当中一种有趣的变化。”刘豪兴说,30年前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中提到了“乡脚”的概念,城市与农村之间需要有繁荣的小城镇来实现工农产品的交换集散,而被小城镇滋养的农村可以称为“乡脚”,它们是小城镇发展所依托的“腹地”,到今天这种互为发展腹地的趋势更加明显。

  41岁的徐柏明将耀眼的宝马车停在厂门口,他现在是开弦弓村最大的纺织企业的老板。学理发出身的他重拾江村人的旧业,很快做出了名堂,现在他的厂子年产值已有四五千万元。徐柏明说,他办厂子最大的经验就是解决好了两个问题:一是技术,二是销路。

  10多年前徐柏明就开始在盛泽镇跑销路,那时他可不懂得什么是“乡脚”和“腹地”。现在他的产品销往浙江和上海,又通过各级分销商卖到乡镇和街道,他才理解了打通各个层次的市场是多么重要,“连通各地市场,你的‘乡脚’就可以无限延伸。”

  在姚富坤家里,家人们都在忙着给羊毛衫勾线头、打包。这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作坊,作坊的老板是姚富坤26岁的侄女姚艳丽。

  姚艳丽曾经在苏州做网店客服,现在和丈夫在家经营一家网店专卖羊毛衫。从小孩的尿不湿到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家里八成物品都是网购的。“快递每天都会来,给我们送来网购的货物,取走我们给别人发的货。”姚艳丽说。

  “听人家说卖毛衣赚钱,我就从苏州辞职回来了。”姚艳丽说,她的生意其实比较简单,但是借助网络一切就不一样了。他们自己买毛纱找工厂加工,把衣服拿回来自己包装后送到网店的配货店里代销,自己也在网上通过多家淘宝店销售。

  通过网络,她把羊毛衫卖到了全国各地,做得好的时候这个家庭作坊年收入能达到30万。作为年青一代,姚艳丽不太了解费孝通,更不知道所谓的“乡脚”。

  但她知道现在透过网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她的买家。她希望小镇发展得更好,这样才能有更多配货中心、更便捷的路,让她可以更方便地换货和收发。

  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近

  开弦弓村离城里到底有多远?每接触一个采访对象我们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人给出的回答是里程,有人给出的回答是时间,而后者随着时代的不同,大不一样。

  1936年初访江村时,费孝通要从苏州坐车或轮船到平望,再摇船两个半小时到村里。改革开放前,村民谈聚兴去苏州卖菜走路要四五天,摇船要一整天。改革开放后,姚富坤坐公交车去苏州只需一个多小时。现在有了高速公路,姚艳丽开车40分钟就能到达苏州市区。

  交通时间在缩短,开弦弓村人与城里的心理距离也在缩短。

  江边的一栋三层小洋房里,71岁的谈聚兴在与记者交谈时,用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摩挲着身下的真皮沙发,他的手臂因长年被太阳灼晒呈古铜色。女儿谈卫芳把家里装修一新,谈聚兴觉得家里和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城市里的好东西都是装修出来的,开弦弓要是装修装修也行。”他说。

  刘豪兴说,像谈家这样,子女进了城依然要把村里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家庭不在少数。有些家庭子女经常回来,而有一些家庭虽然不常在村里住,但在特定的时间仍然会回到村里来。

  30多年前,从开弦弓村到盛泽镇,谈卫芳用了近10年时间成为一名国营工厂工人,最终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现在户籍制度松绑、就业机会增加,像姚艳丽这样的年轻人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去城里“挤作一团”。

  “我们现在不想去城里生活了,在城里还没有在这里生活舒服。”姚艳丽觉得在村里很惬意,钓钓鱼、游游泳享受乡村生活,逛超市、看电影,随时可以开车到镇上。她甚至不担心孩子未来上学的问题——幼儿园就在家门口,上小学有公交车送到镇上,初中直接到区里住校。

  但真正与城市相比,这个小村庄又实实在在缺少不少东西。在费孝通纪念馆和村委会前的篮球场上,男女老少时常聚在一起很热闹,但是他们能参加的集体活动却很少。

  小河在日益变浅,清淤和污水处理设施也亟待完备。类似的差距,让刘豪兴看到了一个亟须进一步治理和发展的开弦弓村。要推动现代生活方式的普及,这里还需要完善许多硬件。

  集体经济之困或再塑“江村”变迁

  “用村里的一分钱都会觉得很心痛。”每次来村里,刘豪兴感觉最过意不去的就是要让村里花钱。开弦弓村的集体经济大部分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制过程中被民营化,村集体财力薄弱。

  姚富坤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目前,开弦弓村的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4000多平方米厂房和外荡水面的租金,每年有70万元左右,仅够村里的日常开支。在吴江,村均可支配收入约为300万元,100万以下算是经济薄弱村。

  “当前,开弦弓村人均年收入约为2万元左右,在整个吴江属于中等水平。”刘豪兴说,曾得股份合作制风气之先的开弦弓村,在改制后集体经济的式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困惑。

  “我们希望发展旅游,可村里没有钱,希望上级政府能支持一下。”干了半辈子力气活的谈聚兴说,村子靠着太湖,环境很好,能把人吸引过来,就能有很好的收入,村民的生活也会更好。“还有,村里近90%的水域都在搞水产养殖,许多原本种桑树的土地都被挖成了蟹塘。现在蚕茧很有市场,能不能恢复种桑养蚕?”

  在采访中,不少村民和企业家像谈聚兴一样,认为应当挖掘村里的传统优势,发展集体经济,让更多人实现就地就业,因业而安。但是说到由谁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时,他们又都纷纷挠头,“挑集体的担子,名声好但风险太大,挑不好还不如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集体经济式微,集体财力薄弱,人们对发展的强烈渴望……这些具有爆发力的因素组合在一起,或许足以构成“江村”经济变化的动力。

  遇到类似的争议和困境时,更多人会想到费孝通。在徐柏明的印象中,费孝通乐意为村里的企业题字,村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费老的字。刘豪兴说,费孝通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个村子发展的支持,与此同时却又极力避免因个人影响力改变开弦弓的经济走向。

  从股份制缫丝厂迈出农村工业化第一步的“江村经济”,在经历了私营化浪潮后,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又遇到了新的发展瓶颈,她到底将何去何从?我们会密切关心,继续观察,期待见证江村的又一次变迁。(记者 杨绍功 周劼人)

[责任编辑:刘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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