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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2015年09月30日09:24 来源:《中国农史》

   【摘要】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键词】传统乡规民约;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农民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浮现出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三方力量的身影,他们之间的博弈和互动,直接影响到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路径和乡村“自我管理”的具体成效。相较于古代农村社会,当代农村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依然是当代农村社会发展的三大主导力量。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社会的广泛施行,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载体,乡规民约也发生着现代嬗变,但是,在当代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中,对农民阶层主体地位的忽视,农民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部分缺失,也影响着乡规民约的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20世纪30年代,随着会社、乡约、宗族等乡村基层组织研究的兴起,传统乡规民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杨开道、王兰荫、吕著清、王宗培等人对传统乡规民约展开了拓荒性的研究。近30年以来,乡规民约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广修的《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2期)、牛铭实的《中国历代乡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卞利的《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张明新的《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探讨了乡规民约的历史形态、特点及其功能李朝晖《民间秩序的重建一从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卞利的《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等从法学的角度讨论了传统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韩茂莉的《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萧正宏的《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张俊峰的《清末晋南乡村社会的水利管理与运行一以通利渠为例》(《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从古代水利组织、水利纠纷、水利环境等多个视角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了深入研究。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研究日渐丰富和多样化。但是,对传统乡规民约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三方关系的系统研究仍付之阙如,从维护农民在制定、实施乡规民约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角度,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尚显薄弱。有鉴于此,分析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发展衍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探讨因其力量的消长带给传统乡规民约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为当下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的当代乡规民约的完善和顺利实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的作用

  早在1899年,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对传统中国“乡村头面人物”的地位和功能就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在中国社会中所能发现的最重要的例证是小社区的地方自治,这些小社区的组合构成了该帝国更大的组成部分。村子的管理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起先,这种情形容易被误认为一种纯粹的民主,但稍做考察便可明白,在实际上这一任务并非由全体村民承担,而是由少数几个人承担。”在这里,明恩溥提到的“乡村头面人物”即指那些活跃在乡村社会、对乡村社会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乡村精英阶层。

  按照美国学者孔飞力的观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是指那些“在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2]它既包括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具有官僚身分的卸任、离任官员,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本籍乡村社会产生影响的在任官僚,还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监、生、员等以及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3]乡村精英阶层大多都读过书,在文盲占大多数的古代乡村社会,他们的有限知识能够获得乡民的敬仰和尊重,从而为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威。4此外,传统乡村社会所强调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体系,也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以士绅为主体的乡村精英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使之稳定地居于“四民之首”。[5咖之中国乡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当分散,村庄之间相互隔绝蜂窝状”的基层社会结构使得皇权无暇对其进行绝对控制,只能委托“四民之领袖”一乡村精英阶层对基层社会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这样,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之下,乡村精英阶层作为在纵向联合官民上下两级社会 结构,横向联结基层社会的主干与实体,登上了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政治舞台。

  在对乡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治理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因为不具备官方授予的、正式的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权力,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对传统的、符合乡民道德伦理并得到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和理念的强调和坚决执行,来不断强化其在处理乡村社会日常事务中的绝对权威,这样,作为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载体的乡规民约就成为乡村精英阶层治理统治乡村社会的制胜法宝。

  正因为意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乡村精英阶层都非常重视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工作。一方面,为了提高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效果,他们积极致力于对传统乡规民约的理论构建,先秦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思想先后被蓝田吕氏兄弟、朱熹、王阳明、吕新吾等诸多乡村精英阶层植入传统乡规民约的理论框架中。另一方面,为了扩大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范围和领域,在乡村精英阶层的倡导下,传统乡规民约作为乡村社会的“准法律”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农业生产互助到乡民生活互济、从共同资源管理到生态环境保护、从家庭关系维护到社会关系协调……,无一不见传统乡规民约的治理痕迹。大多数传统乡规民约由于从最初的倡议到后来的制定、实施乃至具体执行,都是在乡村精英阶层的主持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它们虽然也参照了当地乡村社会风俗、习惯和旧例,但依然带有明显的乡村精英阶层的认识观和价值观的烙印。这些从属于乡村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逐渐内化成为指导乡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和标尺,并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取向。因此,乡村精英阶层无疑是传统乡规民约发展演变过程中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在传统乡规民约漫长的发展衍变史中,国家政权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权对民间组织及其规约的认识和态度的不同,导致了其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影响和作用也并不完全一致。总的来看,国家政权对传统乡规民约的态度,历经了从反对、漠视到认同、参与的曲折过程。在北宋《吕氏乡约》问世以前,历朝历代政府均视民间社会组织为中央集权的对立物,这期间,尽管伴随着里社制度的分离,政府对公社以外的其他私社组织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依然存在程度不等的打压。缺少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反映在其规约上明显的表现为内容单_、零散,约束力较弱,影响辐射面狭窄。北宋时期,《吕氏乡约》问世,当时对乡约组织这—新生事物的出现,中央政府并未直接表现出明确的禁止,但是从吕大钧和其为官的兄弟吕大忠、吕大防的书信往来以及当时同僚的反映中,我们即不难猜测政府对乡约组织一这种人民自动结合组织的态度,与前朝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不欢迎、不认可,只不过形式更隐晦一些罢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态度,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的传统乡规民约无论是内容、数量还是约束效果上均未形成气候。明中叶以后,国家政权开始认识到传统乡规民约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逐渐参与到对传统乡规民约的建设和推广中,经过国家力量的推动,传统乡规民约在明中叶以后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乡规民约的数量众多、地域范围广泛,还表现在规约类型日渐多样、涵盖范围和领域曰益广泛、理论体系曰臻完备。清代,国家在推广传统乡规民约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意志的渗透,在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下,传统乡规民约虽然获得了数量上的大发展,但也逐渐丧失了本身的“乡民自治”的性质,转而蜕变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御用工具。

  在传统社会,农民阶层作为处在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常常被完全忽略,但实际上,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在传统乡规民约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一方面,农民阶层内化的价值观、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其长期沿用的风俗、习惯和旧例是传统乡规民约制定的主要思想基石之一。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农民阶层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了该传统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执行。从传统乡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来看,那些得以顺利实施执行的乡规民约,无一例外是能够满足农民阶层现实需要并得到农民阶层价值肯定和认可的。如明清时期陕山地区的传统水利规约,正是因为符合了乡民的用水伦理和用水习惯,才在当地水资源管理中长期、稳定地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反的,那些脱离乡村社会实际、与农民阶层实际需求相脱节的乡规民约则因为遭到乡民的抵制也很快走向了失败。譬如,北宋《吕氏乡约》,其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以绅士的行为标准、儒家的共同伦理准则来约束当地乡民、引民为善,从而实现涤净乡村社会风气,加强乡村社会控制之目标。客观地讲,《吕氏乡约》的初衷是好的,其约条和组织制度也都是相当具体和完备的,但是因为这一套儒家的做人标准、繁文缛节远离乡民的生活实际,对乡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因此从其一开始就未受到乡民真正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导致其在实施五年后告一段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论述即能看出,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和演变是受到了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的合力作用的影响,很难说谁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方力量的缺失或定位错误都会阻碍乡规民约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这一点却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不容质疑的真理。

  二、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博弈和互动关系

  在对传统乡规民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之间彼此又是时刻处于一种相互妥协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中,但因为农民阶层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以及个体的弱小性,就决定了它和其他两者不可能站在同一个较量平台,这也导致了其和国家政权、乡村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较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不十分明显,因此,这种关系的博弈和互动更多的体现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精英阶层之间。

  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主要倡导者和具体制订实施者,乡村精英阶层一方面努力使传统乡规民约无论是从根本目的还是主要内容都符合国家要求,体现国家意志,不仅如此,在传统乡规民约的颁布和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还经常邀请国家政权的介入,通过报请官府审批、钤印颁布、径直送官等方式求得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和巩固自身在管理乡村社会日常事物中的绝对的、不容撼动的权威,乡村精英阶层又时常会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制定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刻意强调自身的权力,有时甚至不惜与国家法令产生抵触。譬如,清中叶以后,清政府就将生杀的裁定和执行权力统一收归到国家和地方司法部门手中,然而,在事实上,为了强调自身的权威和保全组织的名誉和颜面,乡村精英阶层依然继续订立自行处死组织内部成员的条款。例如,李鸿章所在的合肥李氏在清末新订立的族规中规定,“族间子弟倘有违犯父兄教令,不肖不悌,或任性妄为,唆讼搭台,讹诈强夺,以及窝引匪类,偷窃行凶,谋害家庭等事”,并又屡教不改、情罪严重者,应“免其送官,有伤颜面”,而是“应即从严公同处死”。®这显然是和国家意志相抵牾的。

  同时,作为国家政权来说,他们需要利用乡村精英阶层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和权威,代表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以维护乡村社会正常的社会秩序,故他们往往会在不威胁到封建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对乡村精英阶层订立的传统乡规民约的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作出些许的默认、让步甚至是妥协。譬如,明清时期的国家法令中对于所谓的“淫乱”妇女,除了近亲之间乱伦处罚较重之外,其他只是予以杖责等较轻的刑罚,而这一时期众多的宗族类乡规民约中则均有将“淫乱”妇女“沉塘”、“沉潭”、“聚薪焚烧”等极刑规定,这虽然与国家法令出现了些许的抵触,但因为并未动摇到专制皇朝的根基,且此类刑罚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了风俗,因此,这一血腥的规定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默许[6];但是,一旦出现乡村精英阶层权力过分膨胀的苗头,其所订立的乡规民约与国法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甚至危及到封建政权的切身利益,国家政权则会采取最为严厉的办法加以制止和处置。p]譬如,明清时期,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族内精英阶层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乡规民约的方式,在族内大力倡导和鼓励“捍族”思想,宗族械斗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影响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对此,国家迅速通过采取挫削乡村精英阶层力量、削弱宗族经济实力等一系列政策,将乡村精英阶层这一中介势力牢牢的控制在皇权的势力范围之内,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正常秩序。

  当然,作为传统乡规民约的施受对象,农民阶层尽管在这个关系链条上处于最弱势的一方,但这绝不意味着其力量是可以被忽视的,相反的,从历代王朝的演替规律上看,农民阶层对国家政权稳定性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从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来看,农民阶层对乡村精英阶层所倡导的传统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最终的命运。正是在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的合力助推和彼此之间时而激烈时而和谐的关系互动中,传统乡规民约向前演进并发展着。

  三、传统乡规民约的当代启示

  传统乡规民约虽然离我们是渐行渐远了,但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尤其是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以及农民阶层这三方力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力量消长对乡规民约的影响,却能够给我们当代的乡规民约建设乃至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表明,国家政权必须指导乡规民约的制订并通过国家机器协助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对其予以执行,但又不能直接强行介入到对乡规民约的具体制订工作中。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乡民的自治热情,保证村民自治的属性和成果,又确保村民自治是在国法范围内的合法自治。当代大多数村规民约虽然从形式上看都是由基层村组织草拟、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但是其主要思路和基本框架却是由当地政府根据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和其近期治理目标而统一制定的。同时,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基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发展而制订的一种宏观的、带有一定前瞻性的目标方案,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当代乡规民约就难免不带有统一化、缺乏地方特色、脱离实际等一系列缺点。这也就势必造成乡民对当代乡规民约的认可程度不高、参与积极性降低,从而导致乡规民约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应景之作。

  其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演进历程表明,农村精英作为沟通协调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无论是在乡规民约的制订还是执行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保证农村精英阶层的稳定和对乡村自治事业的有效参与,同时将其活动纳入国法的有效监督范围之内,方能保证乡规民约的有效制订和执行,从而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当代转型期农村精英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组成:其中,政治精英由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积极参与社区政治的社区能人(非干部精英)组成;经济精英是由社区范围内的私营企业主和集体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者组成;而社会精英则是那些人品、知识、经验、背景等方面具有优势的社区成员。[8]作为农村社会的领军人物,他们无疑是乡村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但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乡村精英走出农村流向城市,他们的外流不但造成了村庄精英资源的流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也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受到明显的钳制。[9]同时,在村庄内部,村干部的角色、功能仍处于政府主导下的权威自治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的过渡之中,依然具有强势的行政势力,因此方面容易滋生在任乡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采取各种包括非正常手段在内的方式直接参与对社区权力的竞争,而完全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宗旨和原则。相反,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乡村公同经济的短缺和匮乏,村干部对村庄控制和保护能力减弱,随着其政治权力的收缩,他们纷纷开始向经济精英转化,村民自治事业陷入无人关心和问津的尴尬境地。

  再次.传统乡规民约的执行效果表明,农民作为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其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了乡规民约能否顺利实施和良好发展。因此,只有使乡规民约的内容与农民的自身需要相契合,并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风俗习惯,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也才能保证乡规民约顺畅的贯彻和实施。当代乡规民约大多是以植根于西方法律文化之上的国家法律为建立依据和基础,它更多的强调以义务性的规定对农民进行约束,而忽略了对其自身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同时,因为经济处罚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越来越多的乡规民约采用以经济处罚为主的惩戒措施对乡民进行法律层面的管制,这就势必导致乡规民约沦为防民之利器,而完全违背了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此外,由于很多乡规民约都是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范本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大多合乎国家法令和政策、文本规范、逻辑清晰并在理论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却对乡村社会生活缺乏现实针对性,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乡村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不难想象,这样的乡规民约是很难得到农民真正的道德认同和真正意义上的拥护和支持的,其执行的顺畅性和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余论

  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阶层无疑是乡规民约发展演变过程中最主要的三大推动力量,其中,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农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广大乡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任何一方的错位或缺失都有可能导致乡规民约的流产和失败。传统乡规民约的演进历史同时向我们充分证明:由于完全漠视和忽略了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执行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的表达,传统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仅仅是乡村精英阶层出于实践道德理想而设计的一种蓝图模式,体现的是乡村精英阶层的意志和心声,因此,仅仅是“部分、少数人的有限自治”,而绝非真正的村民自治,农民的不满和抗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曾经说过的那样,“当在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得不到参与的满足感,对社会将具有潜在的爆炸性”[10]。因此,只有保证乡村精英阶层、国家政权和农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有效性,方能保证乡规民约健康、正常地向前发展,也方能从根本上确保村民自治制度的成果。

(党晓虹 樊志民)
[责任编辑:刘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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