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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道

欧阳峣: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

2015年10月08日10:24 来源:《光明日报》

   核心提示: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内向型发展战略的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怎样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理论,它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因,即什么因素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要研究经济发展的型式,即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提出了“发展型式”的概念,他认为“发展型式”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某些重要领域出现变化,它并不是整体性的变化,而是在某些重要领域的变化。根据钱纳里的定义,发展的型式明显不同于发展的模式,发展模式体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框架,或者说已经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的有特色的框架,而且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框架;发展型式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某些领域的系统变化,虽然是系统变化,但它是局限在某些领域的,而不是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变化或成熟框架。比如,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包括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以及粗放型或者集约型增长、外向型或者内向型经济等,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我们讲“中国经济发展型式”,则可以是单指粗放型增长还是集约型增长,或者是单指发展外向型经济还是内向型经济,这是一种局部性的概念。在现代经济学史上,经济学家更多地探讨了贸易的结构变化,从而提出了内向型发展或者外向型发展的问题。所以,我所讲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也就是指发展中大国实施内向型发展战略抑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问题。

  国家规模影响经济发展型式吗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地支持产业发展,相对而言,大国比小国较少地依赖国际贸易,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发达大国实现工业化就选择了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发展道路。

  关于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那里。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经济学宝藏,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从中寻得源头,后来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在为他提出的命题做阐释、深化和实证研究。在这部巨著中,斯密从“分工的程度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出发,认为大国的广阔市场促进分工和专门化,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斯密在谈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时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而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国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在这里,他借用中国经济繁荣状况,描绘和刻画了一种典型的大国经济发展型式。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农业、手工业、贸易和城市发展均达到世界先进,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这种发展型式的特点在于:第一,人口众多,消费水平比较高。杜甫诗曰:“公私仓廪俱丰实”,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有丝绸和瓷器等高档物品。第二,幅员辽阔,市场整合比较好。不仅陆路通畅,而且水运发达,唐太宗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为扩大市场创造了条件。第三,商业发达,并发展对外贸易。当时形成了以城镇为中心的商业贸易,而且有国外商人往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可见,古代的中国,依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初始条件,通过拓展水陆交通,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适度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发达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美国的经济发展就采取了典型的大国型式,即以内需为核心的内向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在18世纪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工业化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沿着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迅速崛起,最终建成了世界工业强国。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纳在分析美国高速工业化的原因时,主要列举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企业家才能和高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大国的自然资源和国内市场。他认为:“美国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国外的产品进行竞争。”美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首先是由于它无可比拟的天然资源;制造业的发展还依赖劳动力和市场,劳动力来自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国外移民,市场也是由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提供的。同时,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构成的保护主义政策,曾经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发展。关税保护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工业遭到高效率的英国工业淘汰,而且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提供相互保障和稳定的市场,避免国外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政策逐步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

  2012年,我利用在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作高级研究学者的机会,查阅了研究国家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英文文献,发现国际学术界对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1957年9月,国际经济协会在海牙举办的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为主题的会议,讨论了小型的发达开放国家可以利用全球化克服小所带来的惩罚,大国则可以依赖规模经济而发展内在的国内增长。会议论文集由罗宾逊主编,在美国圣马丁出版社出版,从论文的篇目看,有的研究大国和小国的效率,分析国家规模和市场规模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规模与生存能力、稳定增长以及管理成本的关系,也有的具体研究美国经济的规模和效率。在这次会上,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一些假设,如大国经济比小国经济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大国比小国较少依赖国际贸易的缘故;大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可能获得更大的成果,这是因为大国能够提供扩大市场和允许专门化的机会。他的这些假设,有很多被后来的经济发展和实证研究证明是正确的。

  后来,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经济学家提出了“大国倾向于内向政策”的命题。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一书中,专门探讨了“国家大小的影响”,他认为大国和小国在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存在差别,“对于大国来说,国内市场和资源条件允许其发展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他通过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了不同规模国家对国际贸易依存度不同的规律,即小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高于大国。钱纳里和赛尔昆在《发展的型式》(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大国型式”和“小国型式”,他们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101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每个收入水平上大国的进出口额比重通常都不到小国的一半。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发展型式主要反映了它们对国内市场的关注,而小国则更多地受到国外市场和资本流动的较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培刚教授在《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一书中,借鉴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专门分析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一是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较大,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贸比重比较低;二是大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因而不可能完全依靠外资和外援来解决大规模的资金需求;三是大国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因而在收入较低时就进入经济结构变动时期;四是大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也存在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因而在工业化初期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综观这四个经验性特点,讲的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型式,即大国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有着依靠国内市场在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的优势,因而选择内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

  为什么选择小国经济发展型式

  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大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内向型发展战略的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遵循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大国应该选择以内需为主的发展型式,依托国内市场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良性循环。然而,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中,采取外向政策的国家普遍取得成功,采取内向政策的国家普遍遇到困难。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了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世界奇迹,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为此,人们提出了“中国为什么选择小国经济发展型式”的问题。

  大国实施内向型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有巨大的国内需求,使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而形成规模经济;第二,有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而形成统一市场;第三,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使国内工业化能够形成国际产业竞争力。我们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看,中国仅仅具备了第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和第二个条件均不成熟。

  从比较优势看,我国当时具有某些潜在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优势。1977年总人口为94974万人,从业人员为39377万人,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约在41%,可见人口数量多但就业不够充分,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释放能量。而且,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较好的素质和技能,具有“人超所值”的特点,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是,其他两个条件均不成熟。

  从国内需求看,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人均收入低,国内需求并不旺盛。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GDP人均760美元是一个分界点,而1997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771美元,1977年的人均GDP仅为149美元。从人均国民收入看,1977年仅为280元人民币,1987年还只有859元人民币,到了1993年才超过2000元人民币。这种较低的居民收入水平,严重地抑制了消费需求总量的提高和水平的提升,从而导致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不可能拉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从市场机制看,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的流动遭遇系统性的制度障碍,人为地造成市场分割。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诺尔教授对中国的“省际间相互征税”感到惊诧,他说:“我们把欧洲看成一个经济整体,内部商品自由流通。知道中国跨省之间的贸易互相征税我很吃惊,中国对外竞争做得很好,但内部互相征税不是好事,应该提倡自由贸易。”改革开放之前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区域间商品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各种资源由政府统一通过行政手段配置;改革开放以后的税制改革,虽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竞争,在涉及地方税的时候,地方政府要保护自身的利益。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农民种的烤烟只能卖给本地而不能卖给外地,因为你卖给外地,税收就被外地收了。近几年各地积极发展汽车产业,也有不少地方对购买本地产品实行优惠政策,对购买外地产品实行限制政策。这种市场分割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从局部看是扶植了地方产业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却削弱了市场规模,破坏了大产业和大企业成长的条件。可以说,像欧盟这样的统一市场,实际上是把一些小的国家变成了大的经济体;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分割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大的国家变成了小的经济体。

  根据上述条件,当时的中国不适合选择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西方大国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时候,全球化的趋势未见端倪;而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加快。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现代世界体系是全球化经济体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统一的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正在形成。随着全球范围内垂直一体化,通过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打造出一条“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经济开放,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小国可以利用全球化摆脱小的弱势,获得一体化的优势;大国更加具有融入全球化中并且掌握主动权,获得大国效应的优势。我们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市场,有力地拉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使劳动力比较优势由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赢得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就是利用了出口需求的力量;中国选择外向经济发展型式,既是受当时的现实条件限制,又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

  怎样推进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形成“大国效应”,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为改变我国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和保持内外经济平衡,应该寻求大国内需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的契合点,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取得明显成效,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开始形成“大国效应”,使得中国在某些产品的国际贸易中甚至可以淹没某些较小的经济体。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由低成本优势支撑的制造业仍然是处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利润率比较低;而且容易导致贸易摩擦,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我国由微利企业组成的大规模出口在国际贸易中带来巨大的顺差,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承受着美元贬值的损失和风险,美元一贬值,我们的外汇储备就缩水。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势在必行。我们的出路在于,努力寻求大国内需优势和全球化红利的契合点,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

  首先要从战略上解决好内向型和全球化的矛盾。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国家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呈反比例关系;我们基于160个经济体1996年至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样表明贸易开放度随着国家规模的增大而降低。相对而言,大国偏向于内向型发展。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最佳地利用国际范围的资源和市场,可以赢得全球化红利。怎样协调好这种内向型和全球化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就是实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依托大国国内需求的规模优势吸引全球化优质资源,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进入21世纪以后,有的学者强调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应该实行大国战略,即要依托国内需求发展经济的战略;有的学者提出要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即利用巨大的内需市场,发挥一种“虹吸效应”,把各种优质资源吸引到中国来发展经济,实现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美国就是典型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人口众多而且购买力强,国内市场巨大而且吸引力强。美国人主要是在为自己生产制造高质量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通过自己消费来引导国际消费。以前的中国人主要想到为别人生产,以低成本优势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产品,优质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低质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然而,大国不应该只想到为外国人生产,中国梦应该达到中国人为自己生产优质产品的境界,现在中国开始富裕起来,需要在思维方式上有所变革,在发展战略上实现转型。

  像我们这样的国民收入提高和内需扩大的发展中大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有许多优势,它可以容纳大企业的成长,可以形成研发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实现内部的产业分工和协调发展,关键是把这些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拓展市场规模,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第一,要利用内需培育产品竞争力,促进出口升级。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避免为抢占国际市场而低价销售产品,既有利于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形成出口差异化优势;又有利于把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形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利用内需涵养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升级。我们可以凭借国内需求的规模优势,扩大企业规模,培育巨型跨国公司,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巨型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形成全球供应链并把产品向全球销售。第三,利用内需吸引全球要素,进行经济升级。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产生“虹吸效应”,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在我国进行研发和生产,通过各种优质要素的集聚,培育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形成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升级的动力。总之,我国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应该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以及培育大企业和大产业的基地。

  其次,要从体制上解决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我国行政体制造成的市场分割,人为地阻碍了大国优势的发挥。自古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就是区域的隶属关系明显,像一种军事化的组织,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但这种体制又容易造成市场分割,以邻为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财政分权体制和分税制,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市场分割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尽管中央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不少的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政策,特别是在那些对地方利税贡献大、吸纳就业比较多的行业,如烟酒、药品、汽车等行业,地区的“边界效应”仍然明显。实行“分税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和财政创收的激励,在主体税种按生产地原则征税的条件下,为保护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税基而设置贸易壁垒,不仅造成重复政策和产业同构,而且导致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保护主义行为。加上腐败现象和诚信缺失,更加提高交易成本,也阻碍经济发展。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导向改革,这种力量将形成一种推动市场整合的力量,造成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趋势;而传统的行政化体制和后来的财政分权及其税制,则使地方政府的政策带有“逆市场”的特征,形成一种使市场分割固化的力量,造成阻碍市场一体化的樊篱。可见,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特殊矛盾。

  为了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科学地处理行政化和大市场的矛盾,尽快改变市场分割状况,通过国内市场整合,形成规模巨大的国内一体化市场。第一,健全公平开放的市场规则,清除各种市场壁垒。通过深化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除各种妨碍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禁止各类违规实行优惠政策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和垄断,惩处不正当竞争行为,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削减行政审批的权力。通过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变政府行政权力过多过大的状况,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审批事项,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干预,使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制定保护主义政策,没有能力实现其通过市场分割在地区间分工利益的分配中获取更多利益的欲望。第三,加强法治建设,减少市场交易成本。通过增强法治思维,依法治理和惩处垄断行为,有效地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治理和惩处腐败行为,遏制和消除创租和寻租现象;治理和惩处失信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诚实守信的商业环境。通过各项改革措施,建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使本土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规模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能够获得逐步减少交易成本的良好市场环境,从而形成吸引全球优质资源的优势。中央正在推进和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使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要实现配套的系统性改革,希望通过改革能够真正使体制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中央四中全会也讲到了法制环境,应该通过治理法制环境,消除腐败和减少交易成本,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创造条件。

(欧阳峣)
[责任编辑:刘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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